（c）法律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声明所要求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遵循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发挥反腐败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任务完成，需要内设机构形成整体力量。
监察委员会将监察职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实现了监察制度的国家化。概而言之，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都是以设立在政府内部的监察机构为大本营，分别向其他行政机关派驻监察机构，其缺点是强枝弱干下监察的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此外，还应预防监察委员会在高度整合后出现组织系统的封闭性与内卷化效益，故可运用相关机制妥善构建职权行使的激励机制。虽然当时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中尚未设置监察机构，但现行宪法1982年全面修改时在第89条第8款规定了国务院领导、管理监察工作的职权，第107条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管理监察工作的职责。三是指挥领导的集中统一。
监察制度伴随新中国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比如，检察院原来的反贪污部门在工作中获取的证据，应当怎么转化成行政监察机构作出相应处分的凭据。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地位。
当然，要保障公民能够享受更为丰厚、坚实的这一层次权利，就必须在规范政府政府市场化配置公共资源的边界，制止其将公共资源无度地投放至市场而不是留足足够公共资源来建设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益设施的同时，规范政府市场化配置公共资源的过程，切实保障第二层次的通过公平、公正程序获得超越底线需要的公共资源的权利，从而确保公共资源物有所值。建设部2002年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第5条规定：城市住宅间距的确定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震、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最后，在改革、完善农村集体财产体制时要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建构农民权利的核心。对此逻辑，美国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不厌其烦地以吃小鱼沙拉为例子，花费大量笔墨做了极为形象、直观的揭示：[18]我们都有吃小鱼沙拉（在自由市场中追求财富）的自由，但因为别人并没有不妨碍我吃小鱼沙拉（在自由市场中追求财富）的义务，因为别人同样有不让小鱼沙拉落入我口腹的自由（不让财富落于我手的自由），所以我并不能因为拥有吃小鱼沙拉的自由由而一定能吃到小鱼沙拉（在市场中获得财富）。
概言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教育、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以致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无以为续，经济发展就会因为缺乏充足高素质劳动力的支持而陷入停滞，[13]老龄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都将因此无力迈过。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去确立公民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给付的权利，但至少可以在行政机关已经决定面向哪类群体实施何种给付的情况下，将公民要求给付某一种具体给付的权利具体化，从而确保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利用这一程序实现获得给付的权利，进入资源分配体系的权利。
因此，新时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关键方向在于有效规范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权。[51] 因此，要解决民生领域的不均衡问题，就必须转变公共资源分配领域中的权利观念，去除新自由主义的公共资源分配观，建立以分享权为基础、为核心的分配观。[18] See W·N·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edited by Walter Wheeler Cook,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pp.50-51. [19] Joseph William Singer .The Legal Rights Debate In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From Bentham To Hohfeld, 1982 Wis. L. Rev. 975.p985. [20]日本学者即指出，尽管不同于自由权，与之存在代差，但社会权是一种自由权的补充物。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存在着公共财产的市场化与非市场化边界不清，不应有的公权力过度干预与法治化程度较低等现象，[59]也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现象。
这是因为，市场从本质上来说无法承担确保民生所需之基本资源能得到有效配置的重担，这一重担只能由国家来承担。[58] 国务院于201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于2017年联合制定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都没有明确利害关系人请求启动公平竞争审查的权利，不能不说是该制度的巨大的遗憾与缺失。[50] 常健：《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体系》，载《求是》2017年第14期。[36] 参见焦长权、焦玉平:《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1980—2014）》，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39]作为民生基础的公共财富由此缩水，公民本应享受到的各种民生权益由此受到变相剥夺、间接侵害，而少数人反倒因此掌握大量公共财富，发展的不平衡由此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大了。[28] 对处于新常态之下的我国经济而言，进一步规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权力至关重要。
因此，能否规范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角色，能否将市场化资源配置进行到底，将市场化真正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29]决定着能否开放出更大的市场，决定着能否创新出更高效的资源管理模式与分配模式，也决定着我们的市场经济能否更高质量的运行，决定着我国以往的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型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或者说，社会进入新时代，必然以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为前提。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43]从根本上导致用来调节民生不均衡的福利行政难以为继。[62]为此，在相关的实体分配方案作为给付法制的实体法规范的同时，还需要建构相应分程序法制，来落实公民的给付请求权，规范行政机关的分配权。[68] 这方面的探索，例见秦鹏、何建祥：《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制度——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当行政机关配置公共资源时，必须留足充分的公共资源以保障每个公民获得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所需之最起码公共资源。为此，行政机关应当允许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公众提供资源配置方案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诉求与资源配置信息，从而在公众、政府乃至中立第三方提供的方案中进行权衡、综合，最终于讨价还价后形成一个能容纳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式行政决策。[12]〔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62页。
[17]进言之，行政法治必须确立行政机关对于民生问题的主体责任，促其切实发挥好政府之手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正义分配以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将其一律推给市场。为此，在底线公平已经得到保障的基础上，除了常规的人大决策与监督机制外，在行政机关有权决定配置有多少公共资源投入到民生项目的建设、有多少公共资源付诸市场化以换取民生资源时，必须建立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行政决策机制来规范这一过程，确保公民能有效的参与其中，从而更进一步实现公共资源的共有、共享与共治。
总之，行政机关应当认识到，其固然是公共资源的管理权与配置权的行使者，但公民才是公共资源的主人，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当将主人纳入到公共资源配置决策中来。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只能使资源流向出价最高者，使一切资源都呈现出有限性特征，呈现出财产属性。
许多公共资源配置行为所依据的，往往不是行政法规、规章而是规范性文件，而且它们依托的是行政机关的公共资源配置权，源于国家的财富权力，而不是对公民消极自由的管制权力，具有司法机关必须承认尊重的效力，简单粗暴的不予使用并不合理、合法。由此，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健康生存所需的基本环境而存在，而不仅仅作为人类生产的对象与财富的来源而存在，环境权作为一种权利也由此产生并独立于资源物权。
[15] 这就决定了，行政法治必须从确保消极自由发展到确保积极自由的行政法治，以法治来规范政府的民生责任、落实公民的民生权利，从而解决好民生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因为，无论是下面第二层次的共享，还是第三层次的共享，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无法具体化为每个人都能切实平等享有的权利，也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从2017年开始，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市场化，并不是指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民营化。
其一，尽量实现给付的普遍化、均等化。概言之，既然这一过程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又如何能充分实现公平竞争，如何能保障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公共市场公平竞争？又如何能充分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地位？就此而言，当前行政法体系在保障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地位、解决发展充分性问题上是不够充分的。
换言之，如果没有公共资源的公平分享权，市场主体凭什么来要求政府充分开放政府市场并予以公平对待？凭什么要求公共治理的开放以及相应的多元参与、共治共建？因此，正是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平分享观念，创新与开放才得以拥有更加坚实、广阔的基础与空间，即只要不影响国家根本利益，不影响民生，政府就可以搞开放创新，就应该对创新者给予同等保护与给予，就应该坚持市场化来给开放与创新提供空间，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为此，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必须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在发挥好政府这只手的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3]通过更为深入全面的市场化来实现开放，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国栋，法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诚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自由是人们能够过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12]没有拥有过自己希望实现的生活状态、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人就没有能力扩展自己的自由空间，就没有能力发展乃至全面发展。
[28]正是基于习总书记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指示，在我国公共资源配置制度与实践中，公平竞争化出让方式的比重越发增大，单纯协议式出让领域则越发萎缩。在司法实践中，违反这一标准而做出的建筑规划许可会被人民法院判决违法。这就需要立法者在诸如土地法、水法等涉及民生需要的资源管理法制中明确公民的基本需要型分享权，赋予其权利地位与效力，并通过具体、细致的法律规范将之具体化。摘要: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行政法治体系必须作出相应变革以服务于新时代。
[15] 辛向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载《北京日报》2012年8月6日第17版。其之所以作为第三层次权益，主要是因为公共资源只有被满足了底线需要、被市场化交换后才能被用于公益。
仓廪足知礼节，只有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了，只有发展的自信确立了，才能免除文化道德建设与民生满足方面的紧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21] [美]托马斯-Ｅ.维斯卡夫：《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2 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矛盾》， 李朝晖译， 载李惠斌、李朝晖主编：《后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56] 我国城乡土地规划法制所确定的用以确保采光的住宅间距标准即为此一技术的样板。后者则提出，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